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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于法院而言，类型化审查意味着需额外增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识别分类环节并根据分类结论部署对应审查标准。

这种独立咨询机构的属性决定了无论调查主体、决定主体如何变化，其作为司法责任的专业评定机构的职能定位都不会改变。关于表决规则，上海、宁夏、福建、吉林等试点都规定，惩戒委员会所作的决议，应当由2/3以上委员出席，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通过有效，比两高《惩戒制度意见（试行）》中规定的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要求略低。

相关检察院了解当事检察官的日常表现，对其行为的社会影响更为敏感，综合惩戒委员会建议、社会效果等因素对惩戒形式和幅度作出决定，更具信息优势和组织优势。只有在入选标准上严把专业关，才能保证惩戒委员会的专业性。笔者认为，从制度设计的精细化考虑，应当采取逐项表决形式，都需经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2.合议机制不明确：未形成启动-听证-审议-表决的程序链条 合议性是惩戒委员会的基本特征，合议的内容应当是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后应当是国家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的调查结论、材料是否充分，被调查检察官的陈述理由是否正当。其二，与西方国家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发达不同，我国的纪律责任体系比较发达，现有的法官、检察官纪律规范吸收了大量司法人员执业禁止的内容，比如《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41条关于泄露国家秘密、检察工作秘密，或者为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和亲友打探案情、第52条关于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代理人、申诉人、亲友，或者接受上述人员提供的宴请、财物、娱乐活动及其处分内容等，本身就是职业伦理的规则化。

贪污贿赂行为须与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摘要:  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200件行政判决文书进行法教义学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主要从被诉请对象的可审查性、与争讼行政决定的关联性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三个方面展开。

从行政诉讼法律体系自洽的角度考量，既然针对行政决定和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分别配置了相对独立的争议解决通道，那么，附带审查必然以对行政行为具体—抽象的二元分类为逻辑前提。作为折中方案，法院选择承认宪法和法律中有关行政职责的概括授权足以在具体授权缺位时构成制定机关的行文依据。为此，笔者对《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原告诉请附带审查的200起行政诉讼案件(共涉及272份被诉请审查的对象)进行了整理和分析。[46]针对其余51份被诉请审查的对象，法院在判决中以属于地方性法规、规章，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查请求或者规范性文件已被废止等为由，拒绝了原告的附带审查请求。

[18] 2.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隶属行政机构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 《行政诉讼法》强调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应为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言外之意是国务院制定的无论何种形式的规范性文件都不能进行司法审查。制定权限要件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越权行文，不得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规定上位法垄断之事项。

前述规范性文件虽明显涉嫌在相对人所受刑罚之外不恰当地克减其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法院依然选择认可其合法性。对规范权限的审查则在实践中发挥着实质约束规范性文件的效果。在史英堂与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行政审批案中，《关于企业职工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后工龄是否连续计算的复函》(鲁劳社发〔1999〕36号)规定对判处拘役的职工，其工龄从刑满释放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50]相关研究可见王贵松：论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

这既是因为科学完备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功能分类体系建设尚待推进，也缘于学界对各类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没有达成完全共识。其理由在于被告在实际评审活动中未限定推荐名额，原告等都得到申报推荐。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内涵由此得到充实和丰富。于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当务之急应是密切关注下级法院的审查实践，总结审查经验，适时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解决当前附带审查中暴露出来的诸多分歧。

[55]支持审查程序要件的观点可见程琥：新《行政诉讼法》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研究，《法律适用》2015年第7期，第93页。[52] 2.规范权限审查 法院秉持的包容立场决定了事务权限审查至多只能起到初步筛查的效果，排除明显僭越职权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另可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规范性文件缺乏合理性的或其合理性论辩缺乏足够说服力的，法院亦可以依据自己对相关立法或立法精神的理解，对具体问题作出裁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10号文并非被告未予认定原告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适用依据。此外，于法院而言，类型化审查意味着需额外增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识别分类环节并根据分类结论部署对应审查标准。最后，在通过前述两阶段审查后，法院还将就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作出判断。首先，不同法院对同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得出相互冲突的审查结论时当作何处理？在我国两审终审的审级结构下，同一或类似规范性文件在不同法院出现不同认定结果几乎难以避免。法院审查后指出，海宁市人社局作出的争讼行政行为实系依据51号文——根据该文规定，原告因不具备社员身份，不属于在册农业人员，故不符合办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条件。[56]在开封市天龙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与开封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开封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政管理案中，法院强调涉案规范性文件在交通运输部官方网站进行了公布。

[62] 2.禁止原则抵触 如若上位法存在裁量空间或者规定笼统，单凭规则抵触难以得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与否的完整结论。[70]其次，原告在审查请求中未明确具体审查条款或内容时，法院应当如何回应？[71]部分案件中，法院据此拒绝审查。

作者简介：李成，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6][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2页。

{4}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既然法院有权查证被隐匿的行为依据，亦得排除与争讼行为不存在直接联系的冗余依据。

合法性则要求法院从权限、程序以及内容三个层面判断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与上位法规则或原则相抵触的情形。[33] (二)行政机关有概念涵摄—效果选择的适用行为 行政机关依据规范性文件实质是适用规范性文件中的一般规则处理具体案件，是从法律概念涵摄到法律效果选择的过程——当构成要件所描述的案件事实存在，法效果即应发生。这种情况下，行政规范性文件因擅自替换上位法的规则而与之抵触。{5}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但是，有关附带审查精巧的理论建构难以直接引导审查实践。[50]但从实践情况来看，类型化的审查思路尚未被法院普遍接受。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使用的检索式为：文书类型=判决书＋案由=行政案由＋全文=一并审查或附带审查或合法性审查。1.禁止规则抵触 禁止规则抵触意味着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出与上位法条文不一致的规定。

以此为背景，法院在272份被诉请审查的对象中首先以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为由排除了针对其中26份提出的附带审查请求。[63]参见注[57]，第1819页。

第一，变更上位法的规则。法院仍需在尊重具体—抽象框架的基本前提下开展附带审查作业。[15]如方光生案中涉及的《淳安县千岛湖镇撤村建居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县委办〔2013〕50号)系由淳安县委、县政府共同发布。[22]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行终203号行政判决书。

进入专题： 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诉讼 。而从公报案例等判例中归纳出的审查规则亦存在能否无障碍地演绎到个案中的疑问。

在王坤富与内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行政管理案中，法院将涉及全省范围，人数较多，但该文件系为解决医师资格历史遗留问题开展的一次性的医师资格认定补办和省医师资格考试工作的《关于做好医师资格遗留问题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卫办发〔2014〕301号)视为对人的一般处分而拒绝附带审查。[24]参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49]以此为基础，学界更进一步提出了分类型审查的思路，意图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功能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更为精细化的审查策略。[31]如郭万林与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行政登记及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行为案涉及《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管理单位退休审批工作事项的通知》(黔人社厅通〔2011〕312号)中的若干条款是典型的程序规则。